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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我們為何要紀念八十年前那場勝利

上世紀70年代出生的重慶電影人張煉紅，從小就聽父母講述那段“跑警報”的歲月。

父親常提起最驚心動魄的一天：日機突襲，警報響起。他跳上一艘長江邊的小船，從渝中半島趕往南岸。靠岸后，他沿著河灘一路奔向山上，在那里住院的妻子剛剛生產。他們抱著襁褓中的嬰兒，沖進附近的防空洞。

圖為電影《火鳳重天》的宣傳海報。（受訪者供圖）

幾十年后，這段既是創傷、又是見證的家族記憶，成為張煉紅耗費7年搬上大銀幕的動畫電影《火鳳重天》的情感核心。這不僅是一次創作，更是她對一個被不停追問的問題的回答——80年前的那場勝利，對今天的我們意味著什么？

用犧牲換來寶貴和平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鐵路并嫁禍中國軍隊，以此借口炮轟北大營，進而侵占沈陽及東北地區，中國人民14年抗日戰爭由此開始。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全面侵華。張煉紅的父母當時在北平讀書，隨學校西遷輾轉到重慶，卻依舊未能躲過戰火。

1938年起，日本對重慶進行無差別、地毯式轟炸，企圖“以炸迫降”，摧毀抵抗意志。這一在西方鮮為人知、持續6年多的大轟炸導致重慶3.2萬人直接傷亡。

日軍轟炸后的重慶，只剩下斷壁殘垣。有人死于炸彈，有人因窒息或踩踏葬身防空洞，街頭到處是呼喊著尋找親人的百姓。

張煉紅的父母畢業后，在重慶一所學校任教。那里聚集了許多孤兒。烽火連天，幼小的孩童被拋入深重的苦難之中。

1943年初春的夜晚，在一個只有半截屋頂的窩棚里，8歲的程銘裹著破麻袋和爛棉絮，躺在七八個和他一樣無家可歸的孩子中間。

程銘回憶，他的父親和爺爺被日機投下的炸彈炸死。祖母帶著他逃到市郊躲避轟炸，每次聽到警報，祖母就會條件反射地抽筋。轟炸稍停，祖母帶他回家，看到房子已成一片廢墟，一下昏倒了，從此一病不起。祖母死后，全家就剩下程銘一人。

“我們要銘記侵略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他說。

從1931年到1945年，作為東方主戰場，中國付出了3500多萬軍民傷亡的巨大代價，抗擊了日本軍國主義主要兵力，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戰爭無情地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這些親歷者的故事，也在張煉紅的成長中留下深刻烙印。她常想，如果沒有那場被強加的戰爭，這些生命也不會逝去。

6月24日，在美國洛杉磯，《苦干》攝影師斯科特的兒子馬克·斯科特（右二）在首映前與家人合影。新華社發

多年后，張煉紅看到獲奧斯卡紀錄片獎的《苦干》。影片由美籍華裔藝術家李靈愛策劃，美國戰地攝影師雷伊·斯科特輾轉中國多地拍攝而成，用珍貴的彩色影像記錄了抗戰時期的中國。

張煉紅深受震撼，決定用動畫形式再現《苦干》的記錄，包括日機投彈、重慶大火、市民奮力撲救的場面。

今年6月，《火鳳重天》在重慶渝中區朝天門的一家影院首映。80多年前，日軍炸彈如雨灑下，這一繁忙的航運碼頭，幾近被炸成廢墟。

“這段歷史距今已經80年，但并不遙遠。人類面對的困境沒有根本改變。”她說，“遙遠的不是時間，而是共情的意愿。我們做這個片子，就是把老人講的故事變成年輕人懂的語言，緬懷消逝的生命，銘記和平的不易。”

邁向強盛國家的開端

3歲那年，出生在延安的景蕾第一次看到外公胸口的槍傷疤痕。她的外公曾是一名八路軍戰士。

“外公用孩子能理解的語言給我留下了抗日戰爭的第一印象，那就是落后就要挨打。”這位47歲的作家說。

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爭，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斗爭。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胡永恒指出，紀念抗戰勝利對中國人有特殊的意義。

“抗日戰爭的勝利使中國不僅避免了亡國的危險，同時崛起成為大國，是中華民族從衰敗走向復興的偉大轉折。”胡永恒說。

中國社科院發表在《求是》上的一篇文章說，抗日戰爭勝利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偉大勝利，它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為祖國發展繁榮而不懈奮斗。

2015年9月3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這是抗戰老兵乘車方隊通過天安門廣場。新華社記者申宏攝

2015年9月3日，在新中國成立后首次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為主題的閱兵中，景蕾的外公作為老兵代表在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閱。

在長篇小說《我們的外公外婆》中，景蕾描繪了戰爭年代的人們難以想象的今天：一日三餐有多種選擇，衣櫥里掛滿穿不過來的衣服，在冬有暖氣、夏有空調的舒適房間里，孩子們安心讀書。

她說，這些尋常的幸福，正是一個國家足夠強大、社會足夠穩定才能給予的。

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面對新挑戰，紀念抗戰勝利有著現實意義。

“苦干精神是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在任何時代、對任何人都有用。”張煉紅說，“一定要看到，只要奮斗和努力，是可以跨過艱難時刻的。”

凝聚人類的正義力量

74歲的小林陽吉近年來一直記錄和傳播“日本八路”的故事。他的父親小林清曾是侵華日軍士兵，被八路軍俘虜后送往延安學習，最終投身反戰，與中國士兵并肩作戰。

“作為日本人，最終選擇參加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幫助我實現了思想的深刻轉變，認識到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的非正義性。”父親曾對他說。

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給歐亞及其他地區的許多民族帶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災難浩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正式簽署投降書。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以正義的勝利宣告結束。

在那場關乎人類命運的戰爭中，許多外國人與中國人并肩作戰，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正義和進步的一邊。

延安清涼山上，至今還保存著80多年前使用的氣象觀測設備和數據，見證了中美在抗戰期間的合作。

1945年8月，周恩來（左一）同毛澤東（右二）、張治中、赫爾利在駐延安美軍觀察組住處前合影。新華社發

抗戰后期，美國空軍動用稱為“超級空中堡壘”的B-29轟炸機，對日本本土以及華北、華東的日軍據點進行轟炸。為保障飛行安全，美方迫切需要在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建立氣象觀測站。1944年，美軍觀察組成員抵達延安，建立了氣象臺。

延安氣象臺的工作人員楊帆說：“美軍帶來氣象儀器，還指導我們學習使用。”八路軍的學員被分配到陜甘寧邊區和晉冀魯豫等根據地，建立起6個氣象觀測站，有力支援了美軍作戰行動。

延安中學的校園內至今保留著當年美軍觀察組居住過的窯洞。窯洞內地面鋪上了灰磚，外面設有木柱組成的走廊，是當年全延安最“豪華”的窯洞賓館。

陜西延安干部學院科研部部長劉凡超說：“美國在與中國的合作中，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巨大力量。”

2003年3月，史迪威將軍的外孫約翰·伊斯特布魯克來到“史迪威公路終點站”——昆明碧雞牌坊。新華社發

20世紀40年代初，約瑟夫·史迪威出任同盟國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緬印戰區美國部隊最高司令官等職，與中國軍民并肩戰斗，推動修建了被稱為“抗日生命線”的史迪威公路。

為緬懷這位美國將軍，重慶市政府對其舊居進行修繕，并建立博物館。

2023年8月8日，嘉賓在史迪威將軍生平圖片展上參觀。新華社記者王全超攝

史迪威的外孫約翰·伊斯特布魯克多次來中國。他說，美中兩國人民有許多共同點，尤其是對和平生活的向往。

“二戰期間美中兩國人民的友誼，理應被銘記，并成為今天增進友誼與理解的基礎。”他在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說。

今年是二戰勝利80周年，也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

80年前那場勝利，不僅改寫了中國的命運，也重塑了世界格局。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大國關系研究室主任鐘飛騰說，人類再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紀念這場勝利，就是要明確對戰爭的態度。

“戰爭對人類社會造成的破壞極其巨大。唯有以協商合作化解分歧、以和平共處取代沖突，才能推動人類社會的共同發展。”他說。（記者韓松 程露 白旭 周思宇）